河神庙前，暮年的康熙皇帝颤颤巍巍爬上大殿，向靳辅与陈潢二人的塑像行礼，他老态龙钟的脸上百感交集，既有感激，又有悔意……这是《天下长河》的最后一个镜头。镜头定格，剧情结束，四十集大戏圆满谢幕。

《天下长河》的自我定位是“历史传奇剧”——用康熙年间治河能臣靳辅及其幕僚陈潢治理黄河的真实历史做框架，剧中人物大多有据可考，剧情发展也始终遵循历史走向。当然，故事细节和人物关系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甚至还有被错误的史料给带偏的地方。

明珠真是胤褆的舅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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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哪些地方被错误史料带偏了呢？最明显的一处错误，是把大臣明珠跟康熙长子胤褆的关系给搞错了。该剧第十七集，康熙的嫔妃之一惠妃回娘家省亲，去了明珠府上，让明珠帮忙管教胤褆。惠妃当时说道：“你是他亲舅舅，得管他。”然后在第十八集，明珠发现惠妃和胤褆谋害太子，赶紧劝阻，惠妃却说：“太子爷身后有索相，我儿子身后还有明相呢，你不是他亲舅舅吗？”胤褆则直接问明珠：“您，我的亲舅舅，到底保不保我？”很明显，主创团队认为明珠就是惠妃的哥哥，认为康熙的大儿子胤褆就是明珠的外甥。

其实也不只是《天下长河》，早在十几年前，另一部历史传奇剧《康熙王朝》也认为明珠是大阿哥胤褆的亲舅舅。再往前追溯，已故小说家二月河撰写《康熙大帝》时，同样将明珠和胤褆描写为舅甥关系。小说家和编剧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并非出自艺术加工，而是被乾隆年间的野史《永宪录》误导了。按《永宪录》的说法，康熙的妃子惠妃姓叶赫那拉，明珠也姓叶赫那拉，惠妃是明珠的妹妹，所以惠妃之子胤褆是明珠的外甥。

惠妃到底是不是明珠的妹妹呢？肯定不是。查《清史稿·后妃列传》，惠妃的满洲姓是乌拉那拉，父亲名叫乌拉那拉·索尔和；而明珠出身于满洲大姓叶赫那拉，全名是叶赫那拉·明珠，后来被简写成“那拉·明珠”，又因为音译时随意使用汉字的缘故，再被简写成“纳兰·明珠”。明珠有一个堂弟叫叶赫那拉·索尔和，与惠妃的父亲同名，但不同姓。也就是说，明珠的家族与惠妃的家族是两个家族，明珠的堂弟和惠妃的父亲是两个人物，明珠与惠妃并没有亲属关系。

《天下长河》在讲述靳辅、陈潢治河这条主线故事的同时，又设计出两条次要的故事线，即大阿哥胤褆跟太子胤礽争夺皇位，而明珠又跟另一个大臣索额图明争暗斗。这两条次要的故事线交叉在一起——索额图以“太子爷叔姥爷”的身份支持太子，明珠则以“胤褆亲舅舅”的身份支持胤褆，两个大臣的相权之争与两个皇子的皇位之争纠缠起来，剧情推进颇具张力。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索额图确实是太子的叔姥爷，明珠却不是胤褆的亲舅舅，连堂舅和表舅都不是。

陈潢跟高士奇结拜兄弟了吗？

剧中另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人物关系，那就是主角陈潢跟南书房大臣高士奇结拜兄弟。

所谓“南书房”，相当于明朝的内阁，而“南书房大臣”则相当于宰相。我们知道，明清两朝的皇帝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坚持不设宰相，可是政务太多，皇帝忙不过来，又不得不设立内阁、南书房、军机处之类的秘书班子，结果就让内阁学士、南书房大臣和军机大臣等秘书官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索额图是南书房领班大臣，等于排名第一的宰相；明珠也是南书房大臣，等于排名第二的宰相。两大宰相的权力越来越大，康熙为了削弱他们的实权，在南书房安插了一个级别较低的高士奇。再后来，康熙对高士奇也不放心，又让新提拔的探花郎徐乾学进入权力中枢。徐乾学、高士奇、明珠、索额图，以及本剧主角陈潢和靳辅，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在《清史稿》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们的性格、地位和结局都比较接近剧中演绎。

然而在历史上，陈潢并没有跟高士奇结拜兄弟，更没有跟徐乾学结拜兄弟。本剧让三人一起进京赶考，还在客店之中八拜为交，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从剧情设计来讲，这种人物关系是非常合理的。

康熙年间就有银票？

跟主角陈潢一样，高士奇也是比较传奇的人物，清朝的正史和野史都写过他的故事。按清代笔记《檐曝杂记》第二卷记载，他进京赶考落榜，在明珠府上做家教糊口，因为文笔好，脑子聪明，被明珠举荐为官。进入南书房以后，他收受贿赂，发了大财，用金豆子收买太监，刺探宫廷消息。本剧稍加改编，让高士奇在索额图府上做家教，又暗中投靠明珠，收买太监时不仅用金豆子，还用了银票。

在这部剧里，银票是多次出场的道具。除了第十六集，高士奇打探康熙在读什么书，塞给小太监一张银票，还有第十一集徐乾学送银票给高士奇，以及第十二集高士奇为了打赏宣旨太监，硬从徐乾学靴筒里抢走银票。

“银票”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流通的不记名存折，由古代连锁储蓄汇兑机构“银号”发给储户使用，可以转让，可以挂失，可以让接收方去对应的银号兑换成等值的白银或铜钱，有点儿像现代欧美国家富人和中产阶级常用的支票。

最近几十年，在以明清两朝为历史背景的小说和影视剧里，银票屡见不鲜。例如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鹿鼎记》、十几年前热播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主角生活中都离不开银票。即使在学术界，也有人误认为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会子”、明朝的“宝钞”都是银票。其实飞钱是不能流通的存折，会子和宝钞都是能自由流通但不能挂失的纸币，而银票只能在发行该银票的连锁银号中支取，可以局部流通，可以随时挂失，跟飞钱、会子、宝钞都有本质上的区别。

银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要到清朝道光年间才诞生，这一点在《清史稿·食货志》中有明确记载，丝毫没有歧义。现在收藏市场上曾经出现乾隆年间的银票，行家都知道那是后来伪造的。康熙年间有没有银票呢？肯定没有。让银票在这部以康熙年间为历史背景的正剧里出现，算得上是一个疏忽。

于振甲的黑白石子和“功过格”

于振甲这个角色也是有历史原型的，他就是康熙年间著名清官于成龙。于成龙字振甲，本剧用字而不用名，或许是因为该角色过于顽固和迂腐，先后造成黄河两次大规模溃决，致使几百万人民死于黄患，主创团队为了不影响历史上于成龙的清官形象，在名字上做了一点点处理。

剧中于振甲不仅是清官，还是不折不扣的道学先生，他一出场就带着那两只瓷碗和两堆石子，每天晚上反躬自省，如果做一好事或者有一善念，就往左边碗里放一颗白石子；如果做一坏事或者有一恶念，就往右边碗里放一颗黑石子。编剧设计的这个情节是特别符合历史真实的，类似的修行方法在明清两朝曾经非常流行。

明朝有一个名叫徐溥的大臣，读书求学时严于律己，要做圣人，方法跟于振甲类似。于振甲用碗和石子，徐溥用瓶和豆子。每天睡前，徐溥反躬自省，用黑豆记录自己的恶念和恶行，用白豆记录自己的善念和善行。久而久之，当瓶子里只有白豆、再无黑豆的时候，就证明他已经在道德上成为圣人了。

该做法源于佛教。按《佛祖统纪》《法苑珠林》《传法正宗记》等佛教典籍记载，大约两千年前，古印度有修行者龙树，床前放着两口缸，起恶念时就往缸里放黑豆，起善念时就往另一口缸里放白豆。后世佛教徒将龙树尊称为“龙树菩萨”，他的故事在唐朝传入中国，在宋朝被朱熹及其门徒借鉴，在明朝成了理学儒生共同使用的修行方法。

其实明朝和清朝还出现了另一种简便易行的修行道具，叫做“功过格”，主要是雕版印刷的表格体日记，篇头刻印着平叛善恶的打分标准，规定做什么样的好事打多少分，做什么样的坏事扣多少分。功过格的使用者除了理学儒生，还有吃长斋的佛教徒。当时有很多想考举人的秀才、想发大财的穷人、想生儿子的夫妇，按照功过格的打分标准行善积德，盼望着当自己的分数达到某个高度时，就能自然而然地求得好运，最终得以金榜题名、富贵双全、子孙满堂。

陈潢和靳辅为何要在江苏治理黄河？

《天下长河》的核心故事是治理黄河，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治理黄河的主题上来。相信已经有很多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发现了，编剧做了大量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将康熙年间治理黄河的原因、过程和成败都考证得非常详实。

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这部剧的片头动画：九曲黄河从西向东一路延伸，两岸的庄稼和城镇陆续呈现，在狂风巨浪和滔天洪水当中，无数河工正在奋力修造堤坝，最后黄河流入大海，在蓝色的海面上汇聚成一片红色的扇面。这段动画其实是由两幅图组合而成的，所用底图是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康熙黄河万里图卷》，动画里的城镇、河工和船只则出自沈阳故宫的镇馆之宝《康熙南巡图卷》。能从博物馆中查阅到这两张古地图，说明主创团队下了苦功。

我们知道，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流，全长超过万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最后从山东流进渤海。然而在这部剧里，靳辅和陈潢主持修建的几乎所有防洪工程，尤其是高家堰和萧家渡两处，全部位于江苏，这又是为什么呢？需要从黄河改道的历史说起。

早在南宋时期，金兵占据中原，忙着抢钱抢女人，无人治理黄河。于是黄河迅速决口，决口后的黄河掉头南流，从河南兰考拐向东南，冲进京杭运河，进而冲进淮河，再从江苏东部流入黄海。从南宋前期，到清朝中叶，黄河在江苏境内肆虐六百多年，江苏自然就成了康熙年间的治河重地。

从第九集起，陈潢和靳辅为了根治黄河，沿黄河西上，一路勘测水深，追寻黄河源头，最后抵达一个叫做“星宿海”的地方。《清史稿·河渠志》有记载，康熙派人追寻黄河源头，确实抵达星宿海。星宿海在哪儿呢？在今天青海省玛多县境内。当然，真正的黄河源头还要靠西三百里左右，在今天青海省曲麻莱县境内，《清史稿》记为“阿勒坦噶达苏老山”，那是在乾隆年间才发现的黄河正源。

经过追根溯源和沿黄勘测之后，陈潢和靳辅制定出“束水冲沙”的治黄方案：在流速缓慢的黄河下游加筑堤坝，让河身变窄，人为提高流速，让水流把河床上淤积的泥沙冲走，这样就能加深河床，使河堤相应升高，决口就不容易发生了。

当时的黄河下游在哪儿呢？就在今天河南东部、山东北部以及安徽和江苏境内，主要是在江苏境内。陈潢和靳辅束水冲沙，下游流速提高，泥沙冲走了，滔滔黄水先后冲进江苏境内的骆马湖和洪泽湖，经过自然沉淀和减水坝的过滤，再把含沙量较少的湖水导入京杭运河，从而保证南北漕运的通畅。这就是陈潢和靳辅治理黄河的核心策略。

但这个策略也让骆马湖和洪泽湖的防洪问题成了重中之重，所以陈潢和靳辅不得不常年泡在骆马湖附近的萧家渡以及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堰工地上，督促河工清理淤沙、增高堤坝、开挖引河、改良减水坝。剧中第十六集，陈潢主持河道会议，给河道官员讲解萧家渡和高家堰工程的重要性，还展示了减水坝的模型，这段情节是贴近历史的。

对于减水坝，现代人比较陌生，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古代版本的三门峡大坝：拦河而建，有多个闸门，既能拦截泥沙，又能调节流速，只不过古代技术落后，没有在大坝上配套建设水力发电工程而已。

“束水冲沙”的治河方案有效吗？

那么陈潢和靳辅的治河方案是否有实效呢？确实有，而且效果明显。

看《清史稿·河渠志》就知道，清朝立国后，黄河几乎是年年决口，其中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十年(1671年)和康熙十五年(1676年)更是大规模决口，往往是几十个县的上百万百姓死于水患。可是自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担任治河总督以后，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靳辅被罢官，中间十余年时间仅出现过一次决口。

靳辅被罢官，先后由王新命和于成龙(即剧中的于振甲)担任治河总督，他们非常愚蠢地拆毁减水坝，拆毁束水冲沙的缕堤，拆毁大堤之外的月堤(即剧中陈潢说的“重堤”)，结果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连续决口。

该剧最后一集，于振甲终于醒悟，改用陈潢和靳辅当年的治黄方案，终于让黄河再次安澜。这段情节也有文献依据，查《清史稿·于成龙传》，康熙曾问于成龙：“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于成龙羞愧地说：“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意思就是说他当年批判靳辅，后来知道错了，不得不采用靳辅的方案。其实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陈潢当年提出的“束水冲沙”仍然没有过时，只不过现在是用多级水库调水冲沙，比当年使用落后的土堤束水冲沙要高效得多，也安全得多。

本剧许多情节都参考了多年前二月河撰写的《康熙大帝》，原书说康熙亲征噶尔丹归来路过黄河，见黄河水竟然清了，也幡然醒悟，下旨释放狱中的陈潢。其实黄河在宋朝和明朝都变清过，并不证明黄河已经得到根治。康熙晚年，陈潢和靳辅的《河防述要》成了治河大臣的必读书，可是黄河仍然隔三差五地决口。从这个角度看，陈潢和靳辅的治河方略虽然有效，但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康熙治河算不算成功？

康熙一朝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黄河决口的问题呢？首先是因为科技条件不支持，经济实力也不支持，其次则要归罪于康熙本人。

陈潢和靳辅是《天下长河》的主角，也是剧中最憋屈的角色，从民间到官场对他们都有怨言，连康熙也并非一直支持他们。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治理黄河是最宏伟最艰难的长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康熙先后用兵于三藩、台湾、东北和蒙古，国库始终不宽裕。他最初下定决心，全力支持靳辅，可是每年几百万两银子花下去，又不能马上见效果，便会怀疑靳辅贪污，怀疑减水坝等水利工程是否真的可行。当朝中那些只会清谈不懂实务的御史(例如剧中的“铁面御史”郭琇)连篇累牍上章弹劾靳辅时，他很难不动摇。

平心而论，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优秀皇帝之一，但他终究是一个独裁者。按《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南巡，视察萧家渡工程，竟然命令靳辅拆毁减水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又命令靳辅疏通入海口，靳辅回奏说这样会让潮水倒灌，危害甚大，他便派另一个大臣去主持入海口疏浚工程。剧中陈潢之所以在天牢中被囚禁至死，就是因为不迎合疏浚入海口的旨意，惹恼了康熙。这段情节在历史上没有记载，但从情理上是说得通的。

剧中还有其他小小疏忽。例如第三集，江宁知府于振甲押送靳辅进京，靳辅一直称呼于振甲“县尊”。其实在清朝官场上，知府必须被尊称“太尊”，比知府官位低两级的县令才可以称为“县尊”。后来靳辅喊于振甲“振甲兄”，于振甲说：“你不要喊我振甲兄，你叫我于振甲大人、于县尊。”说明这个错误不是演员的口误，而是因为编剧不太了解清朝官场的习惯称呼，写错了台词。

当然，几处瑕疵并不影响这部剧的整体质量，也不影响我们观剧时的快感和震撼。

李开周(来源：北京青年报)